筆者近日代理的一起江蘇泰州拆遷行政許可案件中，由泰州市征收集體所有土地房屋拆遷管理辦公室下發(fā)的替代“拆遷許可”的補償安置通知中存有“十大”違法點，現(xiàn)將該拆遷許可證中的違法點一一解析，以便被拆遷人讀懂拆遷許可文件。

一、法不溯及既往原則：

《關于建立泰州征收集體所有土地房屋拆遷管理辦公室的通知》明確寫明的是2008年9月5日成立的，也就是說該辦公室的權限也僅限于成立后征收集體所有土地上的房屋拆遷，通過被告提交的證據(jù)2可以看出該塊土地在2005年已經(jīng)被征收為國有，也就是說，在2008年9月5日之時原告的土地已經(jīng)屬于國有，不存在集體土地的說法。

《泰州市征地房屋拆遷補償安置管理辦法》自2007年9月1日起施行，依據(jù)《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第八十四條“法律、行政法規(guī)、地方性法規(guī)、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規(guī)章不溯及既往”的法定不溯及既往的原則，《泰州市征地房屋拆遷補償安置管理辦法》不能適用本案。

二、地方政府政府文件替代法定拆遷許可要件無效。

《國務院辦公廳關于控制城鎮(zhèn)房屋拆遷規(guī)模嚴格拆遷管理的通知》也就是國辦發(fā)[2004]第46號文更是明確規(guī)定了“地方政府不得違反法定程序和法律規(guī)定，以政府會議紀要或文件代替法規(guī)確定的拆遷許可要件及規(guī)劃變更”。本案中《泰州市征地房屋拆遷補償安置管理辦法》僅是地方政府的文件，其中與國辦發(fā)[2004]第46號文相沖突的替代法規(guī)確定的拆遷許可要件及規(guī)劃變更部分內容，依法屬于無效。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審判庭關于農村集體土地征用后地上房屋拆遷補償有關問題的答復》明確規(guī)定了“即行政機關征用農村集體土地之后，被征用土地上的原農村居民對房屋仍享有所有權，房屋所在地已被納入城市規(guī)劃區(qū)的，應當參照《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及有關規(guī)定，對房屋所有權人予以補償安置”，原告的房產在城市規(guī)劃區(qū)范圍內，與最高人民法院出臺該司法解釋依據(jù)的案例情況一致，因此本案應適用《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頒發(fā)拆遷許可證，而并非可以以《泰州市征地房屋拆遷補償安置通知書》可替代，被告這種替代行為違法。

三、征地批文無法確定征地具體范圍。

《關于批準泰州市高港區(qū)2005年度第4批次城鎮(zhèn)建設用地的通知》與本案無關聯(lián)性，該證據(jù)無法證實原告的房產在此次征地范圍內。

四、區(qū)發(fā)改委無權作出立項批復。

《泰州市政府核準的投資項目目錄（2004年本）》發(fā)改委的權限沒有“土地整理立項”的權限，該證據(jù)屬泰州市高港區(qū)發(fā)展和改革委員會超越職權所出的違法行為，且正在訴訟過程中，本案應依法中止。

五、建設用地規(guī)劃許可證違法。

土地前期整理項目并非《城鄉(xiāng)規(guī)劃法》第三十七條、第三十八條規(guī)定的建設項目，缺少了最基本的建設項目，本案不具備法定的《建設用地規(guī)劃許可證》頒發(fā)條件，因此該建設用地規(guī)劃許可的合法性有異議，且原告已經(jīng)對該建設用地規(guī)劃許可提起了行政訴訟。本案應依法中止審理。

六、缺乏必備的拆遷方案違法。

被告提交的《泰州市城市房屋拆遷方案和計劃書》中只有拆遷實施計劃而無方案，不符合《拆通》的要件。

七、承諾書替代拆遷補償資金證明違法。

沒有辦理存款業(yè)務的金融機構的拆遷補償資金的證明以及安置房、周轉房落實情況要件。

泰州海陽農村合作銀行永安洲支行的關于存款余額的證明，只是證明泰州市高港區(qū)永安洲公有資產管理中心（以下簡稱資產管理中心）在開戶行帳面余額有119000元，并不能證明這119000元是拆遷補償資金，從被告提交的資產管理中心的承諾書也可以看出實質上就不存在金融機構出具的拆遷補償資金證明這一文件，承諾書不具備法律效力。國辦發(fā)[2004]46號文件明確規(guī)定了“拆遷補償資金必須按時到位，設立專門賬戶，?？顚Ｓ?，并足額補償給被拆遷人；不得以項目未來收益、機構資金承諾或其他不落實的資金作為拆遷資金來源”本案中被告僅憑資產管理中心的資金承諾，頒發(fā)拆遷許可同樣是違法，僅憑此一項，所做拆遷許可的具體行政行為因違法而應被撤銷。

而且被告提交的證據(jù)里對于安置房、周轉房落實情況一無所有，違反了泰州市政府規(guī)定的其職責。也沒有拆遷實施單位的任何資料，也就是說被告在房屋拆遷公告中的“拆遷范圍內被拆除住宅房屋的產權調換房源為興洲花苑二區(qū)，沒有任何事實依據(jù)。其所列泰州市高港區(qū)潤洲房屋拆遷有限公司更是平空而來，在沒有任何資料顯示作為資產管理中心委托的情況下，作出的法律文件，沒有任何事實依據(jù)。

八、審批程序違反《行政許可法》。

就如本案的人民法院案由是拆遷行政許可一樣，被告在作出拆遷行政許可過程中沒有依據(jù)《行政許可法》任何條文，《行政許可法》第三十六條“行政機關對行政許可申請進行審查時，發(fā)現(xiàn)行政許可事項直接關系他人重大利益的，應當告知該利害關系人。行政機關應當聽取申請人、利害關系人的意見。”第四十六條、第四十七條、第四十八條更是規(guī)定了直接關系人的申請聽證權利。

被告在資產管理中心沒有提交拆遷申請的情況下，依職權作出的拆遷許可無效。即使是依照《泰州市征地房屋拆遷補償安置管理辦法》第八條，被告的審批權也應自收到申請之日起啟動。

從被告提交的證據(jù)看，被告在審批過程中，沒有依據(jù)資產管理中心提交拆遷申請，沒有申請，被告就屬超越職權，違反了《行政許可法》作出的拆遷許可無效。

九、被告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沒有依據(jù)。

被告在法定的舉證期限內沒有提交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依據(jù)?！蹲罡呷嗣穹ㄔ宏P于執(zhí)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十六條“被告應當在收到起訴狀副本之日起10日內提交答辯狀，并提供作出具體行政行為時的證據(jù)、依據(jù)；被告不提供或者無正當理由逾期提供的，應當認定該具體行政行為沒有證據(jù)、依據(jù)”被告在舉證期限內沒有提交相關法律依據(jù)，應視為其作出具體行政行為沒有依據(jù)，依法應予確認違法并撤銷。

被告在庭審過程中辯稱是依據(jù)《土地管理法》進行征地的具體行政行為，而征地實施的具體職權是市縣國土資源管理部門，作為事業(yè)單位的被告在沒有任何法律、法規(guī)、規(guī)章授權的情況下，超越國土資源局的職權來許可第三人對原告房屋進行拆遷，更是一種嚴重違法行為。

十、被告無法定主體審批資格。

依據(jù)2004年10月12日國務院國法秘函[2004]288號《對江西省人民政府法制辦公室〈關于對〈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第五條第二款具體含義的請示〉的答復》明確排除了事業(yè)單位、具有行政管理職能的部門可以作為城市房屋拆遷工作部門，也就排除了被申請人具有合法裁決權的可能性，規(guī)定了必須是“當?shù)厝嗣裾男姓芾聿块T”才能負責城市房屋拆遷工作的部門。